《“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五期：文化之外译

本期主题： 文化之外译

主持人：李晶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持词

       文明互译是文明互鉴的前置条件，文化外译则是文明互译的时代召唤和重要体现。新时代背景下，翻译活动的社会功用日益彰显，中国文化之外译业已成为使命化的国家行为。本期《“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的四位翻译学者或从宽宏的站位，或就微观的视角，或以信息时代的前沿思维，分享关于“文化之外译”的真知灼见，为让世界读懂中国，促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贡献学术智慧。

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外译与文明互鉴

天津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院长、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日趋深入，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已经成为时代的需求和召唤。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张力强化了文化外译在国家形象和民族文化建构中的作用。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华文化对外译介被赋予了新使命，对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促进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明互鉴框架下的文化外译也已成为当前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只有交流互鉴，才能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和谐共生。文明互鉴离不开文明互译，通过翻译这座桥梁，不同文明得以跨越壁垒，相互交流、碰撞，汲取彼此的养分和精华。通过多元文明和多样文化的互译，推动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保持人类文明的持久活力。可以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互译互鉴的历史。

        把握文化外译与文明互鉴的关系，首先要求我们对“文化”和“文明”这一对概念要有充分又理性的认知。葛兆光在谈及“文化”和“文明”有何区别、两者之间如何协调时，引用了德国学者埃里亚斯的观点，指出：“‘文化’是使民族之间表现出差异性的东西，它时时表现着一个民族的自我和特色，因此，它没有高低之分。而‘文明’是使各个民族差异性逐渐减少的那些东西，表现着人类的普遍的行为和成就。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使各个民族不一样，‘文明’使各个民族越来越接近。”“文明互鉴与文明互译”，“鉴”的是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一个存异的过程，追求的是相互理解、多元共生；“译”的是人类的行为和成就的结晶，是一个求同的过程，追求的是相互交流、成果共享。对于“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的界定和理解，顺应了如何处理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外译与文明互鉴相互关系这一时代命题，为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外译实践和研究带来了深刻启迪。

        翻译作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活动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我国对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文化外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中国的对外翻译史，也是一部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学互鉴的历史，每一次翻译高潮都对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的对外塑造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印证了“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在多元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新时代背景下，文化外译已经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必要途径。正如许钧所言，“时至今日，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与国际地位的奠定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文化软实力，而文化软实力无论输入与输出，在我们看来首先是一个翻译问题。”文化外译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国家工程和使命化的国家行为，翻译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对文化外译的译者的能力和素养、翻译原则和策略、人才培养理念与模式等均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应秉承开放和创新的理念，通过文化外译向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传递中国价值。通过文化外译促进中外文明互鉴，让中华文明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深远的贡献。

国家翻译实践论的逻辑起点与战略意图

《中国外语研究》副主编、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翻译实践（State Translation Program，STP）是指主权国家以国家名义为实现自利的战略目标而自发实施的自主性翻译实践，这一理念逐渐得到翻译学界的认可和接受。黄友义（2019:3）指出：“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外国国家翻译机制的了解，更好地改进我国的国家翻译机制，推动中国更加高效的翻译机制的建立，给国家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打下更为坚实的基础”。

        国家翻译实践的逻辑起点是对“翻译”概念的认识：翻译是人类出于交际需要以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为媒介的跨文化思维活动和生产实践（任东升）。从个体化的“私相对译”到流程化的“机构翻译”，再到使命化的“国家翻译”，社会因素介入翻译过程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智力配备高度集约化，翻译流程越来越科学化，翻译的政治交往功能和国家治理乃至国际治理功能越来越凸显。国家层面的翻译活动自然属于国家行为。翻译活动被纳入了国家制度，并非简单的机构翻译，因此国家层面的翻译是一种“制度化翻译”，英文应表述为Institutionalized Translation。

        有关国家行为的学说包括制度化、制度性权利、国家生产方式等。将“国家”作为变量纳入翻译研究，是探究翻译复杂性的突破。翻译绝不是简单的符号转换行为，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行为。从社会网络分析（network science analysis）方可以理解翻译活动的复杂性。翻译社会网络中至少包含四种节点：第一种为人，第二种为文本，第三种为机构或环境，第四种为技术。一般的翻译社会网络涉及到人与人、人与文本、文本与文本、人与环境、人与技术等关系，弄清楚这些不同节点之间的关系，便可对翻译全貌有更为全面的理解。以项目（program）表征的国家翻译实践，其节点类型和数量自然就更多，比一般翻译活动的复杂性更高。国家翻译实践研究可以说是翻译复杂性研究的范例，其研究方法最终会朝向超学科，走向国家翻译实践科学体系建构，即“国家翻译学”（State Translation Studies, STS）。

       国家翻译学是基于“国家”研究课题的相关学科及理论，与政治学、社会学等在超学科向量的推动下产生的超学科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国家翻译实践”。国家翻译学可定义为：以国家翻译实践为研究对象，揭示国家翻译本质和规律，探索国家翻译实践有效路径，服务国家形象塑造、国家利益维护、国家话语权提升等为目标的新兴综合性应用型超学科。这将是一门利用翻译学、政治学、社会学、符号学、传播学、管理学、文化学、修辞学、价值学、伦理学、心理学、安全学等众多学科研究成果和方法，解决国家翻译实践及其相关问题的新兴超学科。

数字化时代的文化外译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主任

       翻译活动的社会功用之一是传播信息、知识并传承文明、文化。因此，翻译活动亦是一种传播活动，从传播学理论观点出发审视、解释翻译现象是切合实际的。1997年，南京师范大学吕俊教授在《外国语》刊发题为“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一文，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与交换的活动, 其本质是传播；他借鉴传播学的“5W模式”提出翻译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

      “5W模式”是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于1948年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提出的构成传播过程的五方面（Who says 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互动关系，或称为“拉斯维尔程式”的传播结构。美国学者理查德•布雷多克（Richard Braddock）于1958年在《拉斯维尔程式的延伸》一文中，提出传播过程的七方面问题（Who says What to Whom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through What Medium for What Purpose with What Effect?），被称为“7W模式”。

       以此为据, 在传播学理论基础上审视文化外译，将这一对外文化传播活动置于二十一世纪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特此分析文化外译的各方面新内涵：

        主体多元化。文化外译的主体不仅是比较文学家、典籍翻译家、领域专家学者，更有语言服务业的职业译者和新媒体语境下对文化信息进行转载、翻译、传播或众包翻译的业余爱好者，甚至是智能翻译技术。

       内容丰富化。文化外译的内容包括以图腾、思想、教育、音乐、戏曲、武术、服饰、建筑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文化资源；当代中华学术思想成果、中国政治话语的思想体系；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具有多样特征的当代文化，以及大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创，如影视、网游、网文、动漫等；具有推陈出新、动态发展、不断丰富的时代特征。

        受众层次化。社交媒体和移动终端设备的普及给人们获取信息资讯提供了便利，文化外译的受众群体涵盖专家学者、教育工作者、政府官员、职员民众等。需针对海外受众特点，了解各层次教育背景、政治思想、职业特征、年龄阶段、认知结构、接受取向、期待视野等，采取不同译介策略，有针对性传播。

       媒介数字化。文化外译不再以印刷媒介为主要载体，采用多模态传播移动互联网平台，融纸质、数字化、静态化、动态化、互动化等多元媒介为一体。传播文本既包括文字形式，也包括集文字、符号、图片、声音、影像等多种形式符号为一体的数字化多模态文本，开拓了传播渠道。

       效果个性化。传播效果指传播内容对受众心理、态度和行动的作用。文化外译不仅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依据受众的认知能力构建具体的效果评价体系，包括受众反馈、接受程度、传播效率、影响范围、感召力、认同度、文化互动力等评价指标。 

       我们需要分析认识文化外译所处的传播形势情境，把握时机、切合实际、确定目标，以实现在国际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树立中国话语思想和大国形象之目的；建立多语种语言基础设施、多模态资源传播平台，创造条件迎合数字时代信息传播、知识再现、认知机制的变化，加强传播力度促进中国文化思想走向世界。

精准对应海外读者群体，“走出去”也“走进去”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中国文学“走出去”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居安思危，须深思如何进一步推动翻译作品赢得更多的海外读者。首先应注意区分英译作品的海外读者群体，这些人既有专业读者又有普通读者，他们出于不同目的阅读英译本，对中国文学的分类自然选择各异。前者选取中国典籍和古典作品等经典作品阅读和翻译（注重文学性），意在研究，针对此一群体的译本通常采取直译的方法，以此保留原作的风貌。而普通大众（市场消费者）阅读英译本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他们注重故事本身，不太在意作品在翻译过程中被改写。这两个群体对于文本类别（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偏好和阅读兴趣不同，对外译介要有针对性。

        目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要对象是普通民众，他们关注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且对文学种类有偏重。对此我们要有所选择，做到有的放矢。例如谍战、童书、科幻、影视、纪实等文学作品，近年来在海外反响较好，成为“走出去”的主力军，从版权输出的规模和海外主要图书馆的馆藏量即可看出，也值得我们今后大力扶持和推动。

         例如谍战作品，以麦家为例，2014年其《解密》《暗算》在英美等35个国家同步上市，签订了21个海外版本的版权，输出到美、英、法、俄、德、西班牙、以色列、土耳其、波兰、匈牙利、瑞典、捷克等国家，其西班牙文版的广告甚至出现在马德里公交车的车身上。2018年10月的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风声》签订了英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土耳其语、芬兰语的5个版权输出。此外，《解密》入选了英国“企鹅经典文库”，形成“麦家现象”。

      另如童书的对外传播，五洲传播出版社2013年对外输出的110多项图书版权中，童书占据一半。2014年第51届博洛尼亚童书展上，中国少儿出版总社的25家出版社现场签订153种图书版权输出合同。2018年3月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期间，108部中国原创少儿精品图书签约版权输出，涉及22个语种，输出到28个国家。曹文轩的童书外译本尤其突出，截至2016年初，共有近20部作品的多语种版本出版，其中《草房子》在2016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Hans Christian Andersen Award）。

        科幻作品方面，刘慈欣作品的译本表现突出。2015-2016两年内，共有4部中国长篇科幻小说及65部中短篇小说被译为英文出版或再版，4部长篇科幻小说其中3部为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截至2016年6月，《三体》三部曲已被译为8个语种，全球累计发行量超过16万册，先后获得一系列奖项：2015年2月入围美国星云奖长篇小说提名、同年8月获第73届雨果奖的最佳长篇故事奖、2017年6月获世界级科幻奖项“轨迹奖”的最佳长篇科幻小说奖。英国《卫报》报道，2018年英国图书市场翻译小说的销量增长5.5％，销售书籍超过260万册，包括七部表现抢眼的翻译小说，其中有两部来自中国：“中国的科幻、奇幻小说，比如刘慈欣《三体》、金庸《射雕英雄传》，销售势头强劲”。此外，影视、纪实等类别的外译本也受到海外读者的欢迎。

       这些例子充分说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大有可为，只要找对路子、精准贴近海外大众读者的兴趣和口味，自然会受到欢迎。如此，文学作品的外译大有可为，可与其他类别的书籍（国学、中医药、饮食、戏剧、武术、书法等）一起，在“走出去”的同时“走进去”，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贡献一份力量。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05期，总第5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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